DropCam创始人达菲：软件仍称王 硬件只是陪太子读书
DropCam联合创始人格雷格·达菲和阿米尔·维拉尼
河北网讯（瑞雪）北京时间7月9日消息，《连线》杂志网络版近日刊载了对网络摄像头公司DropCam联合创始人格雷格·达菲的专访文章。达菲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硬件创业公司的复兴还没有真正到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下一步的方向仍旧是软件将会“吞噬”世界。他进一步指出，软件正在改进整个硬件行业，而硬件只是在“陪太子读书”。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全文：
有些时候，灵感是从最世俗化的体验中迸发出来的，比如说午夜来电、通勤或是能用来监控宠物狗在你家草坪上排便的网络摄像头DropCam。格雷格·达菲（Greg Duffy）是DropCam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最早的想法就是想要探明是哪家邻居的狗在自家院子里留下了不受欢迎的“礼物”。为此，达菲曾经安装了一批能与电脑连通的摄像头，试图找到这些“来犯之敌”；但无论是摄像头硬件还是相关软件，用起来都不是很顺手，经常会在最不适宜的时刻失灵。虽然达菲的父亲是一位软件工程师，但却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在那时，这些产品给他带来了非常糟糕的体验。硬件已经过时，软件则几乎还不存在。那真是神秘难解的谜题，需要巫术才能解决，但事实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巫术。”
因此，达菲和他的合作伙伴阿米尔·维拉尼（Aamir Virani）当时的想法就是，他们能开创一种云服务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而且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那么甚至有可能给他们带来一些收入。
《连线》杂志最近对达菲进行了专访，谈及有关他开创DropCam的问题，以及这种易于使用的摄像头及其服务模式如何描绘了一个硬件创业公司的新时代，以下是专访内容概要。
《连线》：就硬件而言，你觉得硅谷投资者的态度是否发生了转变？
达菲：大多数投资者都会选择与流行的模式对齐，对吧？在哪些公司将会取得成功的问题上，最好的投资者拥有自己的个人命题。但在最开始的时候，大多数风险投资公司甚至都不会允许我们进入它们的会议室。它们的理由是会认为：“哦，你们拥有的是硬件，而硬件是很糟糕的，没人会对硬件进行投资。”但是，像DropCam、个人健康追踪服务商Fitbit和网络电视机顶盒公司Roku都很像是涉及硬件成分的软件或内容平台，而投资者也开始看到这种模式正在取得成功。现在，所有纯粹的模式匹配的投资者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自己的想法。
《连线》：那么，我们会看到硬件的复兴吗？
达菲：这实际上不能算是硬件创业公司的复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下一步的方向仍旧是软件将会“吞噬”世界。软件正在改进整个硬件行业，而硬件只是在“陪太子读书”。公司正在解决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要求它们拥有物理的、电子的或是机械化的部件。在以前，硬件公司甚至都无法起步，因为哪怕只是设计出原型而已，其价格也十分高昂，而且做起来也很困难，风险很大。
现在之所以会开始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在于对大多数创业公司来说，想要把硬件作为自身服务的中心是相当难以做到的事情，这是因为你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才能做好硬件。你需要花费成百上千万美元的资金来开发硬件——甚至可能是开发你自己的芯片——但你却没有办法对自己的产品进行测试。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客户能在不生产任何硬件的情况下对一项服务进行彻底的测试。
《连线》：你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达菲：我们使用了现成的网络摄像头，对其进行逆向设计，然后把我们自己的软件放到里面去——是基于Linux操作系统的软件，正如人们破解路由器来运行Linux一样。我们基于Linux操作系统开发自己的软件，这些软件能在网络摄像头和云服务之间建立起无缝连接。
《连线》：这么说，你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那些网络摄像头此前已经拥有了一种标准，而你们能对其进行破解？
达菲：并非所有事情都是标准化的。所谓标准化的东西是那些内置ARM处理器的东西，正如今天大多数手机内部都有ARM处理器那样。我们有能力对网络摄像头进行破解，但其设计目的并非让你运行自己的固件，因此这仍旧是件很难做到的事情。但是，由于那些都是基于ARM处理器的设备，因此我们有能力对其进行重新设计，让其变成DropCam网络摄像头。
ARM处理器的价格正在变得越来越低。你还需要把一些东西专门化，从而用于特定的用途——对DropCam网络摄像头来说，需要专门化的东西就是视频编码——但与此同时，这些部件正在变得标准化。你不再需要设计自己的芯片，而是可以把自己的大多数时间都集中花在设计第一个原型产品上，或是把原本只是具备大概形状的硬件变得更好。你可以使用3D打印等技术来快速制作原型。
通过所有这一切措施，我们可以证明原本永远不会购买网络摄像头的用户会购买DropCam，并在几分钟时间里完成安装。
《连线》：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因素吸引人们使用你们的产品的？
达菲：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为家庭和小型企业提供一项视频监控服务。我们所做的事情并非只是与安全性有关，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让你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使用这种服务，都能密切留意你所关心的人，而这种视频服务碰巧需要视频摄像头才能做到。或许你可以破解一部智能手机来做到这一点，但那并非全面的解决方案，而客户不想要70%的解决方案，而是想要100%的解决方案。如果你在设计硬件的同时也做好服务，那么就能让人们大规模地采用你的设备，因为你向客户提供的是理想化的解决方案。
《连线》：你们使用的网络摄像头是来自一家瑞典公司吧？
达菲：没错，一家名为AXIS的瑞典公司。
《连线》：是不是在某个时刻，这家瑞典公司想要跟你们合作？
达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是一种有趣的对话。我们通过亚马逊网站购买AXIS的网络摄像头，然后加入我们自己定制的固件，而AXIS甚至都不知道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在买来的这些网络摄像头上贴上“DropCam”标签，盖住AXIS商标。不管怎样吧，这就是现在我们生产的网络摄像头。从后见之明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可以说这么做是完全合法的，但在当时AXIS曾打电话给我们说：“我们知道了你们正在做些什么事情，并认为你们应该停止那样做，否则我们会起诉你们。你们的另一种选择则是与我们合作，或许我们将允许你们在那些设备上贴上‘由DropCam提供支持’的标签，而不是你们用标签盖住我们的商标。”而我们的想法是：“是让那家公司起诉我们还是与我们合作？我觉得我们应该合作。”
《连线》：后来你们是为了什么而分道扬镳的呢？
达菲：在与AXIS达成直接的合作关系以后，我们马上就变成了那种网络摄像头的最大卖家。我们出售了很多那样的网络摄像头，哪怕其售价高达279美元。后来我们不得不想办法设计价格更低的网络摄像头，这些摄像头拥有更多消费者层面的功能，还拥有更多的手机技术。我们想要做夜视版的网络摄像头，人们对这种摄像头的需求很高。我们想要以149美元的价格出售自己的网络摄像头，而不是279美元，这让AXIS感到惊慌。我说道：“伙计们，我们要生产自己的摄像头了。”而他们的回答是：“祝你好运。”他们并没有想到我们真能做到。
最近以来，设计硬件原型已经变得比以前容易。在今天，你甚至可以只靠自己就为特定类型的设备制作一种原型。对摄像头来说，设计原型的复杂性略微高一些，因为你需要做镜头、摄像头传感器、编码器和其他部件，但跟以前相比还是相对容易一些，而且设计成本也要低得多。
《连线》：对于以前制作硬件原型所需要的成本，你有任何概念吗？
达菲：原型的制作成本已经从数百万美元——可能会达到1000万美元——下降至数十万美元甚至更少，也就是至少降低了一个数量级。这就是为什么资金来自众筹网站Kickstarter的有些项目看起来很幼稚的原因所在，有些项目的发起人称其想要筹集10万美元资金来生产一种电子设备，而这实际上是制作一种产品原型所需要的费用。他们低估了大规模生产的成本；直到今天，大规模生产仍旧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一旦进入大规模生产的阶段，那么你就需要开始保证产品的质量。数十万次甚至是成百万次生产同样的东西，这是非常难以做到的事情，至少需要一个团队的员工与工厂展开直接合作，并获得来自工厂的支持，从而获得公司层面的质量保证和可重复性。
DropCam网络摄像头（河北网配图）
《连线》：你们是如何获得那种支持的呢？
达菲：那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们为所有人提供免费的服务，让他们能够进行实时监控，这种服务包括应用、警报以及用户购买DropCam时所能拿到手的其他所有东西。有40%的用户购买了我们的DVR计划（这种服务能将视频事件记录下来，并保存在云服务中）。大约在我们决定切断与AXIS之间联系的同一时刻，我们被介绍给了风险投资公司Accel Partners的合伙人萨米尔·甘地（Sameer Gandhi）。甘地来到我们公司，看到当时我们很明显还处在早期阶段。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办公室，员工总数仅为七人，从包装到出货都要靠我们自己做。但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拥有了生产一种大众市场消费者产品的想法，而服务则在这种想法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当时我对他说：“我认为，我们能生产自己的硬件。”在正常的情况下，硬件对风险投资者来说是非常令人恐慌的词。但我说道：“我不认为硬件会让人感到恐慌，因为我们拥有一种软件服务，这种服务能有非常良好的表现。我们就是想要开发这种令人惊喜的硬件，同时配备令人惊喜的服务，这样一来人们就能有诸多理由来购买我们的产品，而不是只有一个理由。”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硬件就是整个体系中的“带菌体”。你首先需要让人们对在自己家里安装摄像头感到激动，随后他们才有可能会购买服务。
《连线》：那么，你是如何开始建设自己的公司的呢？
达菲：在我们通过A系列融资回合筹集到资金以后，我们确信会有另一个出色的人才加入我们公司，那就是曾制作所有Flip视频摄像头的道格·陈（Doug Chan）。如果不是有了更多的人才以及与中国制造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那么我们永远都无法像今天这样大规模地生产DropCam网络摄像头。我们向道格·陈提供了我们的产品原型；在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工作后，我们开始出售这种摄像头。在开始出售的那一年，我们很快就卖光了库存，原因是客户需求高到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水平。在那一年，我们的营收增长了四倍。
DropCam必须擅长云软件、移动应用、硬件和大规模生产，这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可防御性，也就是说，与只有一个网站的公司相比，我们公司更加难以被模仿。DropCam是以软件为先的，尽管我们也需要硬件才能完成自己的目标；而硬件必须很出色才行，还必须能令人感到惊喜。在今天，对于建设一家公司来说，只做到其中一件事情是不够的，你必须要做到所有事情。
《连线》：就连那么伟大的苹果公司也同样面临着这种困境。
达菲：我同意这种看法，苹果就是无法进入云市场。谷歌()正在构建的云平台就是DropCam正在做的事情。跟YouTube相比，我们拍摄的视频更多，可以说是高出了一个数量级。这能让你知道我们拍摄的视频数量到底有多么庞大。
《连线》：你们是否正在使用任何类型的人工智能呢？
达菲：DropCam内部拥有一支计算机视觉团队，这支团队致力于开发更好的运动检测功能，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只是能告诉你说：“你摄像头前面有东西在运动”，而是能告诉你正在运动的东西“是一只猫”，诸如此类。我们的想法是，让DropCam变得更加人性化，能利用你自己的庞大视频数据组来帮助算法知道你认为哪些东西是重要的。这允许我们运行计算机世界学习算法，同时又不会损害用户的隐私权。
我们一直都把重点更多地放在建设那种架构的问题上，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发布一些很酷的功能，然后让用户更加清楚他们自己的视频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不需要任何DropCam员工观看他们的视频。没人需要看视频，所有一切都由计算机视觉来处理。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系统，将会带来彻底的变革。
《连线》：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
达菲：计算机视觉是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一个分支。如果想要解决机器学习的问题，那么主要的方式就是拥有更多的数据。谷歌的皮特·诺维格（Peter Norvig）经常都会说，算法其实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是数据。DropCam网络摄像头一直都在记录正在发生的东西，会自动告诉你重要的视频在什么地方，能帮助你管理家里或小企业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而让事情变得更加简单。
《连线》：人们会用你们的网络摄像头来做些什么事情？
达菲：我们原本以为，DropCam将会成为一种安全摄像头，但最后的结果是其变成了一种无所不能的摄像头。有人会用我们的网络摄像头来捕捉自己宝宝刚刚开始蹒跚学步的镜头，有人会利用我们的摄像头抓住那些夜贼。由于视频会被存储在云服务中的关系，我们已经抓住了很多窃贼，哪怕DropCam摄像头被偷了也可以抓到。我们的摄像头还捕捉到了华盛顿州一架高速公路桥垮塌的景象，这是因为有些人会把让自己的DropCam摄像头随机指向窗外；这是唯一记录了那场事故的视频，而我们的算法能用这个视频来判定大桥崩塌的原因。还有一些摄像头记录了桑迪飓风（Hurricane Sandy）来袭的情景。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DropCam摄像头能带来一种个人化的、同时也是全球性的视野，而所有这一切的控制权都掌握在用户自己手中。这就是DropCam真正关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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